Chinese version: 不僅僅是一段歷史

今日的臺灣，普遍被視為一個自信而開放的民主社會。走在臺北街頭，或觀看當代關於臺灣的紀錄片，幾乎難以察覺，在過去數十年間，「沉默」曾經是人們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然而，臺灣曾經歷將近四十年的系統性壓迫，這段時期被稱為「白色恐怖」，時間橫跨1949年至1987年。

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之下，五位曾經歷此一體制的倖存者證言，將於今年陸續納入「國家記憶（Memory of Nations）」典藏。這些願意分享自身經歷的人，其目標都是出於警示，希望此類侵害人權的行為永不再發生。他們也強調，開口述說過去極為困難，因為回憶的過程重新喚起了長年被壓抑的創傷與痛苦記憶。

本次公布的第一批證言，是分階段計畫的一部分。整體計畫希望能呈現白色恐怖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社會背景，以及各種迫害形式下的樣貌。這五份證言橫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提供了一個初步的橫切面，顯示戒嚴體制下政治壓迫的實際運作方式。

蔣介石統治下的戒嚴體制

白色恐怖的出現，源自中國內戰結束後的局勢，但它絕非僅屬於地方的歷史。事實上，白色恐怖同時深受全球政治情勢影響，例如冷戰初期的地緣政治對抗，以及韓戰爆發所帶來的衝擊。

1949年，國民黨戰敗後撤退來臺，並將軍隊、行政體系，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深層恐懼一併帶來。在蔣介石主導的政權下，政府宣布實施戒嚴。名義上，戒嚴被辯稱是為了防範共產威脅；實際上，它卻開啟了一套迅速波及數萬人的壓迫體制，受害者從普通百姓到知識菁英、高階官員皆未能倖免。即便只是些微的異議、不認同，甚至獨立思考，都會被視為威脅並加以懲罰。

人們可能因閱讀禁書、與曾出國留學者保持聯繫，或只是提出被認定為「不當」的問題，就成為懷疑對象，而這些政治標準本身往往含糊不清且不斷變動。政權系統性地鎖定確實或被指控為國家敵人的人士。最常遭到迫害的，包括知識分子、學生、教師、記者、農民、軍人以及公務員。逮捕行動經常毫無說明地發生，家屬往往數年之久都無從得知親人下落或生死。

恐懼滲透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孩子被教導在家中不要談論政治；父母刻意迴避過去；教師學會閃避問題。任何偏離既定行為模式的舉動，都可能招致懲罰。創傷因此在世代之間無聲傳遞，在長年的壓迫中被正常化。

我被判刑，我的哥哥被處決

馮守娥在她的證言中，描述了這樣的經歷。她的父親對她與哥哥一視同仁地扶養教育。「父親教導我們，人跟動物不一樣，是因為我們有頭腦，可以思考自己想做什麼，」馮守娥微笑著回憶。這樣的性別平等教育，在當時的臺灣並不常見。因此，在她長大就學後，逐漸意識到社會中仍普遍存在的性別不平等。「我是女生，但我也可以像我哥哥一樣做事情，並不是只有男人才辦得到，」她回想父親如何引導她質疑「只有男性才能有所成就」的社會觀念。

就讀高中期間，馮守娥在國文寫作課中寫了數篇文章：第一篇談的是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遭受的歧視，第二篇關於臺灣女性，第三篇則聚焦在教育議題。

之後，她遇到了一位談論社會主義的老師，並在其引介下接觸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她在證言中說明，自己加入的動機，來自於她相信社會主義理想能提供社會平等的可能性，包括性別平權。後來她才得知，哥哥也被介紹加入同一組織。由於這個組織被當局視為意圖推翻國民黨政權，嚴厲的後果隨即而來。

馮守娥回憶，這位劉姓老師曾公開談論社會議題，包括婦女權利，而這樣的作法與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相衝突。她與哥哥馮錦輝因涉及宜蘭地區的共產黨地下活動而被捕。她被判處十年徒刑；哥哥則遭判死刑，並於1950年10月2日遭到槍決。

白色恐怖時期的司法程序，多由軍事法庭主導，往往沒有辯護律師，也缺乏可信證據。判決迅速作出，且呈現高度一致的模式：長期監禁、強迫勞動，或直接處決。雖然確切人數至今仍難以統計，但依據臺灣目前的學界共識，當時約有數萬人遭到監禁，一至兩千人被處決。由於檔案不完整，且許多案件未留下正式紀錄，實際數字仍無法確定。

我從很早開始就不信任這個政權

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部分政治犯因獄中非人道的對待而罹患精神疾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後，被送往精神病院。現居花蓮玉里醫院的寧人，就是其中一位。

在這份充滿痛苦的證言中，寧人描述了無所不在的監控與恐懼氛圍。如今他的聲音逐漸被重視，終於被發現、被聽見。

他的家人多半加入國民黨，但他沒有。事實上，他從小就對政權抱持懷疑。「我小時候親眼看到家裡被搜查，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他回憶道。「他們甚至拍我的頭。那時我對那些保安單位的人已經很冷淡了，因為我對他們有一種反感，」他補充說。

即便如此，寧人仍選擇從軍，進入海軍服役，並完成軍官訓練。然而，同時他也越來越深刻地承受政治壓力。他因違反規定離開軍隊，開始酗酒，並在公共場合公開批評政權。

「來了一部汽車黑色的，下來的人不曉得是幹什麼的，一來呢我一看，我知道我被檢舉了。身分證他們一看，『媽呀，你還是陸官出來的，還這樣的，你這個人叛國 、叛國。』」他描述道。緊接著的逮捕、訊問與審判隨之而來，暴力程度也不斷加劇。「哇打得好慘，我現在永遠不會忘記，」他回憶其中一次。「（他們）先打耳朵，一百多個，啪，打了一兩顆牙齒掉了，還有那個不會搖動的牙齒也搖動了。唉呦我就說，都打爛了！打爛以後，他那個白色油漆不是塗掉嗎，他那個油漆給我塗臉了，傷口鹽巴、傷口上撒鹽巴那麼痛。那結果又怎麼？我這樣子，背後銬著，頭是臥著、不是仰的這樣子，他們在我背後上面怎麼樣，跳舞，脊椎骨，踩我頭，」他描述了當年的暴行，也說明這正是他罹患精神疾病、被送進精神病院，最終被世人遺忘的原因。

「人生，就是代表我的這個白恐的故事，」寧人說。「那麼這四五十年也沒有一個人來拜訪過我，也不能怪他們對不對，你一個人就全部斷了。但這四五十年來，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我住在精神病院……」

遙遠的綠島

白色恐怖最具象徵性的地點之一，就是位於臺灣東岸外海的綠島。雖然今日的綠島已成為最廣為人知的記憶場域，但它其實只是全臺各地監獄、軍事法庭與拘留所網絡中的一環。政治犯被送到島上，承受隔離、強迫勞動與酷刑。

如今，綠島部分區域已轉型為紀念場所，並設有專屬紀念園區。每日都有學生與訪客參加導覽行程，透過倖存者的證言，讓曾經發生的暴力得以被看見。前政治犯陳欽生，便描述了審訊過程中使用的刑求手段——這些做法的目的，是以極端痛苦換取供詞。

他回憶1971年3月3日，那天天氣晴朗，他原本準備與女友共進晚餐。途中，他在街上遇到一名陌生男子，對方以「有親戚想見他」的虛假說法，誘騙他趕往臺北。「從那一刻起，我就失去自由了，」陳欽生回憶自己如何因被指為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嫌疑人而遭逮捕。儘管他與案件毫無關聯，他的說明仍被全盤否定。

「（自白書）後來寫了大概七、八次都不對，其中他就開始一次一次地開始修理我了，」他說。他被關押、訊問數週，而這些毆打卻還只是「小意思」。「他們用那個以前很流行的大頭針，用大頭針去刺、插進你的指甲縫裡……那種刑，你根本受不了，」他說。他甚至三度嘗試自殺。「我覺得死了比活著好，」他總結道。最後，政權捏造了案件，判他十二年徒刑。

沉默只會延續不義

陳欽生坦言，每次重返綠島，都會再次觸發他的創傷記憶，以及在出獄後長年伴隨的惡夢。是否應該公開發聲，或選擇壓抑記憶，對他而言極為掙扎。最終，他認為沉默只會延續不義。

「應該把我所知道的跟更多人去分享，讓他們知道臺灣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讓年輕一代的人能夠有所警惕，不要再讓這些苦難重新發生，」他說，並經常參與與年輕世代的公開對話，作為政權暴行的活見證。

白色恐怖的終結，並非透過革命或單一司法行動實現，而是來自長期社會壓力所推動的政治決策過程。其中一個關鍵時刻，是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

今日的臺灣人民，已能在不必恐懼自身政府的情況下自由生活，但對當代社會而言，白色恐怖並非僅僅是一段已過去的歷史。倖存者的證言清楚顯示，恐懼比武器更能有效地讓整個社會噤聲，而言論自由的重建，往往需要數代人的努力。

記憶這段歷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恐懼如何被制度化，以及基本自由又能如何迅速地喪失。寧人、馮守娥、陳欽生等倖存者的證言，並非為了復仇，而是為了追究責任、保存記憶以及預防重演。他們一再強調，開口說話的目的，是希望社會願意傾聽、反思並從過去中學習，讓這樣的侵害永遠不再發生。

透過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合作，五份證言將於2026年間收錄於「國家記憶」典藏中。這五場訪談被特別選為捷克口述歷史領域中，首度納入的臺灣歷史記憶，呈現白色恐怖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長達三十年的政治迫害中，如何在不同歷史、社會與制度條件下，深刻影響個人的生命歷程。